我叫叶崇峰，朋友都叫我阿峰，今年二十有一。我家乡在浙江嘉兴，鱼米之乡，从那里坐船到上海要半天时间。

数月前，我跟随乡邻喜伯来到上海滩闯荡。喜伯来到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儿子阿朗，而二十郎当岁的我，一心只想要见识见识赫赫扬名的十里洋场，是否像阿姊讲的那么光怪陆离。

我们先是跟着族弟阿舍在黄浦江码头扛了三个月的大包，喜伯的腰犯起了老毛病，码头管事的便将我们赶了出来。后又在闸北的报摊儿卖了十几天报。

闸北穷人多啊，多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挑脚汉，一份新京报卖两个时辰，饿的我跟喜伯睡了十几天窝棚，啃了三十几顿的窝头，我现在想起窝头的味道都想吐。

最近一份工，是在租界帮人擦皮鞋，租界富人多，很多政府官员都把情妇安排在这里的别墅区，我和喜伯就蹲在大榕树底下给人吭哧吭哧擦皮鞋，有时候一天擦一百多双脚，却记不住一张面孔，只记得鞋油辣辣的冲鼻气味。

这么红火的小生意不久就招惹来了大盖帽和土地佬，先是一周搜刮一次，后来发展到两天搜身一次，我和喜伯的伙食从一天三碗阳春面外加二两小酒，急转直下，变成一天一碗玉米粥，两块烙饼，酒味儿都别想再闻见了。

可这也不能全怪大盖帽和土地佬贪婪。租界外的战事吃紧，大洋每天翻着个儿地掉价，越来越贱。

除此之外，更叫人难心的是喜伯的脚，在码头扛活的时候便动弹得不利索，一坡一坡地，卖报时又总是被大盖帽赶。一次逃跑时，脚扎在了玻璃碴子里，伤口一直没有愈合，脚心里的肉都翻出来几块，坡地更严重了。

战事越来越紧张，这从租界外越发紧密的枪炮声不难发觉。直到租界戒严的那天，喜伯已经不能用双脚走路。

我背着喜伯四处逃窜，躲避着大盖帽的追赶，不想被赶出租界，谁都知道只要出了租界区域范围，小日本的子弹随时可能追上你的脑袋瓜子，被打的脑袋瓤子翻出来。

可是大盖帽真多啊，一批接着一批，像赶尸队，我们东躲xz了三天，终于被一队大盖帽发现，像丢两条癞皮狗一样把我们爷儿俩丢出租界。

穷有穷命，狗有狗命，我们趴在租界区外，听路过的难民议论说，现在hk区有一所难民营，能容纳几百人，每天管一顿稀粥，一顿大饼。不过为了避免流窜瘟疫，有出才有进，必须早点去排队，才能获准进去。

我像抓紧救命的稻草一样，身上又有了力气，凭着一股子蛮力，背着喜伯用两个时辰疾走到虹口的难民营。到了那，天已经擦黑，排队的人群却拐了好几个弯儿，好在难民营里不算人满为患，掌灯时分，我们被两个哈欠连天的看守放了进去。

在一捆稻草上安顿好喜伯后，我同几个早几天进难民营的弟兄打探消息。他们说，这座难民营原本是国民政府制造弹药的工厂，小日本开始占领上海后，工厂厂长携款潜逃到海外，国民政府自顾无暇，未曾追讨。工厂的厂房便渐渐废弃，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栖息地。原本是难民自发行为，但市政厅怕发生骚乱，派了几对民兵，发了十几条枪维持秩序。战事吃紧后，又拨了点库银，每日最低限量供给吃食。

告诉我这一切的是一个叫豆子的年轻人，丽水人，三天前进来。豆子并不像别的难民一脸苦相，他说自己是个快乐的挑脚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在难民营，每天有吃有喝，可以从掌灯睡到第二天太阳照屁股，实在比挑脚汉的日子舒坦许多。

晚上果然有人进来分发吃食，挑着粥桶和用大笸箩装的玉米面饼，那香味儿从刚进门起就直往鼻子眼儿里钻，连稻草堆上面朝里躺着的喜伯都转过头来寻找香味儿的来源。

有几个管事儿模样的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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