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沈知秋，19岁，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就读。我的父亲沈赟是一名银行家，就任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母亲，余钟繇在女子高中教书，生了亲弟晓鸥后，便赋闲在家。

我人生的前19年，如同莫扎特的《天鹅之歌》一样，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

而那场战争，让这旋律戛然而止，停留在1937年的秋天。

1937年秋，上海。刚下火车的我，瑟缩地站在家门前。一阵冷风吹过，像顽皮的男孩儿，使劲摇了摇院子里的梧桐树。转瞬间，我的头顶，身上，挂满了枯黄的叶子。紧了紧身上的格尼大衣，我低头数着围巾上哈气形成的水珠发呆。

家门上斑驳的大锁，沉默肃立，无言地凝视着弱小的我，似乎在嘲笑我的处境，有多么颓唐。

那扇门，任我再如何拳打脚踢，也只有孤零零的砰砰声。再不会向我敞开。母亲那同我极为相似的眉眼，父亲叼着烟斗不苟言笑看报的侧影，还有晓鸥，我的亲弟，在春光照拂下追风筝的样子，好看极了。

这一切都像梦一样消散了。

我不禁吸吸鼻子，这所房子里曾经给与我的温暖渐渐涌上心头，那些嬉笑的，追逐的，打闹的画面，像沸腾的咖啡聚集在我的脑里，沸腾过了，暖过了，便只剩下，来自于四肢百骸的冰凉。

深秋的上海，租界外枪声炮弹如春天的蒲公英般散落开来，家门前的主路上，人们背着沉重的行囊，面露惊惧，行色匆匆，逃的逃散的散。

而我银行家的父亲教书育人的母亲，以及那稚气可爱的弟弟，他们没有等我，全家逃离了这座孤岛。

在冷风里吹了两个时辰，我的头脑，我的精神，我的思维才冷静下来，厘清了这个事实。

隔壁的吴先生一家正在往黄包车上装行李，一家人赶傍晚去香港的轮船，一边忙乱，一边发现了迷茫踱步的我。

这不是沈小姐嘛，从南京读书回来啦？吴太太操着一口上海话问我。

目光所及，她高跟皮鞋上浸在一滩泥水里，吴太太素来注意打扮，四十岁看上去是三十岁的样模样，生在中产家庭的她大概从未有过这样慌乱的举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看着她，残存最后一丝希望问到，我阿妈他们呢？

吴太太说，你阿妈阿爸昨天傍晚就去赶船了，走之前还托我家老吴给你带话，说是他们原本要等你的，但是不知道你几时能归，租借外仗打的吓死人了，他们就带着你阿弟先走一步。

那他们说，去哪儿了么？我喉咙里艰难地发出声响，声音颤抖着。

不是重庆就是香港嘛，黄包车上的行李已经码好，吴太太用最后一点仁慈劝慰我，沈小姐，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别太难过，先找个地方住下来，仗打完了他们兴许就回来了。说着强塞进我怀里一只暖水壶，拿着吧，热茶，暖暖身子，照顾好自己！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她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目送他们一家逃亡的样子，匆忙，滑稽，像卓别林的默片一样。我想，父亲母亲小鸥他们离开家的样子，大抵也是如此。

当务之急，先要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数了数口袋里银元，所剩无几。即便再多银元，在目前战乱的情势下，早就贬值成废铜烂铁。我拎着行李箱走出家，走出熟悉的院落，街道，走入行色匆匆的人群，随着人流的方向，去寻找归宿。

天色渐渐晚下来，我随几个年轻的姑娘躲避进一座教堂。

一个名叫珊妮，来自法国的修女，胖胖的，很慈祥，将我们收留，藏在教堂侧身的音乐小礼堂里。礼堂的火炉边铺着一块平整的草席，显然曾经用于收留流浪者。我们几个女孩子围坐在上边，听珊妮修女祷告着，祷告词是一段法文，大意是讲，这几个女孩都是天使，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您的孩子，在战火中活下来。

我摸出胸前口袋里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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