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天夜里，沈小姐吃了我的干粮后，我们的关系不知不觉间拉近。

半夜里背着众人，在窗前看书，她给我解释每篇书的意境，不仅把书里的内容讲明白，甚至将书里没有表达的内涵，分析得头头是道，俨然一个教书先生。

慢慢的，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她的身世。

她姓沈，全名叫作沈知秋，名字很美，与她所展现出的气质相衬。

知秋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母亲是教师，家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幼弟。

她本人在南京的大学里修习文学，精通英法两种洋文。可以说，她的生活无忧无虑，只与书本音乐电影打交道，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战火，不是这场命运的捉弄，她绝不会出现在难民营里，而我们就像游走在各自轨迹上的两个人，也不会相识。

或许，我在擦皮鞋的时候也曾遇上她，就像看那些阔太太娇小姐一样，既觊觎她们的美丽，又痛恨她们的剥削。

有了我的干粮，知秋的面色慢慢恢复了红润，瘦削的脸颊也丰润起来，凹陷的眼眶渐渐找回光彩。

我有时候真的不懂，她居然为了看那些文章，忍饥挨饿，把自己饿到不**形，这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我一段段，一本本地读下来，才知道文字的力量，文学的魅力，是能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腹中的饥饿。

在她的引导下，那些文字不再是纸上遥不可及，有着油墨气息的蝌蚪，而是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乐章。这是知秋对文学的评价，我觉得很美，很动人。

知秋问我，喜伯的病情如何，说自从她进难民营以来，感觉喜伯的身体似乎越来越虚弱。不消她说，我也知道，喜伯的生命正像燃烧的蜡烛，一点点燃尽，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看着，看着。

喜伯的脚自从被玻璃扎坏之后，只进行了简单包扎，在逃难中又遭遇了感染。知秋在查看了喜伯的伤口后，鉴定说伤口周围乃至大腿部分，已经有坏死的迹象，如果不用特效药消炎，恐怕会蔓延到全身，到时回天乏力，想救都救不回来了。

一天早餐后，知秋把我叫到院子里，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方手绢，打开手绢，里边包裹着白色的粉末。

我问她是什么，她说这是一种未经提纯的消炎药，跟盘尼西林药效一样，只不过因为是未经提纯，药效要减弱很多。我又问她是怎么弄来的这么珍贵的药粉，她摇摇头笑了笑，说快给喜伯用上吧，救人要紧。

我说，你不说清楚，我同喜伯就不要。

她急着连连说，这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是用首饰换来的。

她指了指自己的发辫，我才发现，她时常绾头发的，一只精巧的茉莉花一样的发夹不见了，长长的头发没有了发夹的束缚，此刻被她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甩在脑后。

她指了指门前站岗的人，解释道，那个大哥，家里是开药铺的，听说要打仗了，进了一批西药的半成品，还没制成成品，仗就打起来了。我用发夹同他换了点半成品，喏，就是这些。

我不知说什么，心里有些不好受，像滚烫的开水滑过胃里。在这座难民营里，我们看了太多生死，看了太多对生命的冷淡，蔑视，看尽了人性丑陋，就是没看过谁对谁真好。

我叹了口气，掂了掂她毫无发饰，却光滑整齐的辫子，这次，算我欠你的，以后，只要活着，我一定还你。

我们一边给喜伯敷药，一边听他的呓语，我想，那时候他已经变得不清醒了。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可是还在想着自己的小儿子阿朗。

清醒的时候，他知是知秋用首饰为自己换来了药品，痛心疾首，沈家女娃啊，你别管我这糟老头子，你还得留点救命钱呢！

知秋安慰他，那发夹倒是值几个钱，不过这战火连天的，就是个劳什子，顶什么用？戴着我还嫌它沉甸甸，压头呢！

我虽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不过能让知秋不离身的首饰，不是价值连城，就是对她有特殊意义。

我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赎回那支发夹。

服了药粉后的喜伯，精气神似乎好了一些。我同知秋也放下心来。

知秋背地里向我打听阿朗的事情，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她。

阿朗是喜伯唯一的儿子，如果活到现在也有二十岁了。阿朗六岁的时候被花子拍走，喜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可是茫茫乱世，到哪去找一个孩子。辗转十几年，喜伯无数次得到阿朗的消息，无数次奔去寻人，无数次一无所获。

直到今年初，喜伯听在上海打工的乡邻说，在黄浦江的码头似乎看到过同阿朗长得很像的年轻人，阿朗的眉心有一颗黑痣，那年轻人也有颗一模一样的痣，仅仅是这么一点线索，喜伯都没有放弃寻找。

而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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