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日本兵枪杀了珊妮修女，占领了圣尼古拉教堂，我和几个女孩子被他们用枪抵着从教堂里赶了出来。

中年眼镜男对佐藤伍长嘀咕了几句，日本人便下令押解我们登上军车的后斗。

军车徐徐开动，站在车下的眼镜男掏出手绢，慢条斯理地擦了擦眼镜上的血渍，忠告我们，卖国贼，日本兵走狗，你们一定在心里这么骂我吧。不过没关系，以后就会明白，今天是我救了你们一命，要怪就怪咱们都生在这乱世。

眼镜男的话点燃了我内心巨大的愤怒，这愤怒震荡了我二十年来的人生信条。在外族犯我河山，亡我国民时，作为个体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苟延残喘绝不是我当时的信条，而接踵而至的绝望打击，更让我慢慢忘了当初对眼镜男的鄙视和愤恨。

晌午时分，军车停在一所难民营门口。

几个日本兵同门口的管事进行了交接，我们就像货物一样被遣下车。管事的一脸不情愿，似乎我们是极大的麻烦。带着我们穿过院子，推推搡搡地进了间像厂房一样的房间后，他们便离开了。

厂房的举架很高，大概十几米，空间还算宽敞，安置了十几个难民，竟不觉得拥挤。难民里男男女女都有，多是上了岁数的阿公阿婆，有那么三两个年轻人，也都衣衫褴褛，灰头土脸。

我和小可挑了一块还算干净的角落里安顿下来，小可从隔壁阿公那借了一捆稻草，用麻绳捆扎实了，叫我一起靠在上边。

我看着小可动作利落，有点佩服她。刚刚还被吓蒙了的女孩，现在却反过来照顾我。

小可说，她在老家以务农为生，要不是为了与表哥成婚，来到上海，她也不会赶上这场灾难。

我倚着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听着小可叽叽喳喳地絮叨，困倦袭来。

如今，我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行李箱里陪伴我多年的精神食粮，搂着它们入睡，有种心安的感觉。

难民营的伙食很差。

喝第一口粥的时候，我忍不住吐出来，还失手打碎了碗。这以后，能明显感受到来自厂房四角投射而来的目光，不那么友善的嘲讽的。

大抵，我这样的富家小姐沦落如此，吃不下苦头，让难民们有种仇者快的感觉？

小可一直追问我箱子里装着什么，我总是岔开话搪塞过去，如果她知道箱子里全是书，还被我宝贝一样搂着，大概会嘲笑我。

直到那天，她伙同难民营里的两个男青年，鬼鬼祟祟地撬开我的箱子，我真的有些抑制不住地愤怒和绝望。

我们是患难伙伴，在难民营里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她竟如此做，果真人心难测。

叫豆子的年轻人和小可都不再同我讲话。只有另一个年轻人，叫阿峰的，笨手笨脚地帮我整理书籍，还同我用箱子里的衣裙包裹好那几本精装古籍。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

阿峰同乡下来大城市讨生活的小伙子一样，体格很好，肤色黝黑，长年穿着白色的一字襟短卦和灰色长裤，脚下提拉着一双黑布鞋。头发显得灰呛呛的，好像很多天没洗过，眉眼倒有几分英挺，五官轮廓清晰。

阿峰不爱讲话，总是单腿坐在窗台上，出神地看着窗外的景色。

和他一起的老伯似乎病得很重，整日躺在稻草堆上，只有吃饭和下棋时才能硬撑着坐起来。

自从我的书被小可他们翻出来，他们似乎对我和我的箱子失去了兴趣。

大概从前认为箱子里装着金银财宝吧，哈。

我试着用看书打发时间，特别在夜深人静的夜里。可是月光微弱，根本看不清文字。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不爱吃玉米面馍馍，从小就不爱吃，觉得硌嗓子眼儿，所以每次发玉米面馍馍我都藏起来。赶到管事手下苦力那，换二两煤油，几根棉线。这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私自扣下点干活儿材料而已，乐得交换。

我用煤油棉线和一只破碗做了一盏简易的油灯，等到晚上大家都睡熟之后，点燃油灯，读几篇文字，那是每天最惬意的时刻。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里的世界总是那么自由，那么坦荡，没有战争，没有欺凌，没有忍饥挨饿。一篇篇看着，一页页读着，一遍遍品味着，便觉通体舒畅，简直都要忘了我身处陋室，食不果腹。

我想，我就要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安静地死在煤油灯的光亮里，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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