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营的生活周而复始,每天都是一副样子,吃喝拉撒,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谈谈战争的局势。
饭来张口的日子太平静了,让人心里发憷。
不久,同在一间厂房里的徐阿婆去世了,怎么死的呢?说白了就是饿的。徐阿婆习惯说自己不饿,说自己年纪大了吃不了什么东西了,只喝粥,把馍留给子女。渐渐变得骨瘦如柴,面色灰败,直到那一天咽了气。
难民营里一旦死了人,管事的都会叫来苦力,把人卷在草席子里抬出去,丢到一里外的野地里。
野地里的狗会慢慢啃食尸体,过不了多久,尸体就会被啃得只剩下根根白骨。
徐阿婆的子女不忍心老人就这么走,坚持要给阿婆安葬。可是又付不出钱来买棺椁,同管事的起了冲突。结果被管事的叫来几个打手一番拳打脚踢后,一家人都被赶了出去。
一时间,我血气上涌,想要帮他们出头,找管事的理论。可身旁的豆子把我拦了下来。
豆子说,阿峰,听我的。在难民营里呆久了,看多了,就习惯了。你以为管事的是什么善男信女,他手下养的打手只认钱,不认理儿。何况你还有喜伯要顾,别扯这个闲蛋了。
此时,喜伯正坐在小马扎上吸溜吸溜喝着米粥,一边喝,一边把受伤的腿挪到舒服的姿势,让自己更舒服。我看着他越发憔悴的样子,有些不忍。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峰,妥协吧,你连自己都养不活,逞什么英雄。
可,看久了,就习惯了。真的能这样吗?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人,这么死去,而我们只能选择漠视?
难民营到底是个怎样的所在?因为一口粥,一块馍,就能消灭人性吗?还是说,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而我直到今天才发现?
这个生与死的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徐阿婆一家离开后的第三天晌午,我们正在窗边下象棋,对战的是喜伯跟锁匠。锁匠的棋艺明显比喜伯高一筹,喜伯执着一颗子犹豫不决。
这时,管事的打开小厂房的大门,稀里哗啦地丢进来一堆东西,同时被推搡进来的还有两个年轻女子。
年轻女子出现在难民营里,可是件奇事,老爷们大婶子都盯着她们瞧,窸窸窣窣地议论起来。
那两女子之中,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孩,样子同教会学校里的女学生相似。眉眼有几分俊秀,皮肤和牙齿都很白皙,穿着学生装大衣和粗跟皮鞋。看到那双鞋,我就不禁联想到租界区的小姐太太,那些被高官包养的情妇,她们人人都有一双这样的鞋子,走起路来发出嘟嘟声。她们的傲慢,鼻孔朝天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么想着的时候,刺鼻的鞋油味儿又从胃里翻涌上来。
当时的我,就在心里给这个女孩下了定论,不过同那些小姐太太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我再没过分注意过她,而她的一切举止,好像都再次验证了我的猜想。
就说吃饭吧,同她一起进来的那个女孩还能捏住鼻子,大口大口把粥灌下去,可她呢,在吃了第一口吐出来之后就再没碰过粥饭,为此还砸碎了一只碗。此后的每一餐,只喝清水就干粮。
一到饭点儿,厂房里的人除了自己吃饱饭,还多了一项任务,观察这大小姐吃饭的模样儿。
看她一小块一小块把窝头掰下来放进嘴里,小口小口嚼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大伙儿默契地对个眼神儿,好像在说,你看吧,特么的真矫情!
对了,大小姐是我们私底下帮她取得绰号。
豆子尤其看不上大小姐,他悄悄议论说,虽然大小姐长得不错,但是她的一举一动都矫情地不得了,同那些自称dy的上海小姐没什么两样。如果非要二选一一个作为女朋友,他宁愿选她的同伴,叫作小可的姑娘。
我笑,这么快打听到名字,是不是喜欢人家姑娘啊?
小可同大小姐不一样,很快适应了难民营的生活,吃得饱睡得香,讲起话来像黄鹂鸟一样叽叽喳喳。还时不时跑到我们这帮男人堆里聊天,和同样聒噪的豆子聊得极为投机。
而大小姐从未和小可以外的人讲过话,即便和小可讲话,也是趴在她耳边耳语。除了骄矜,沉默似乎成了她另外一个标签。
豆子听小可说,原来大小姐姓沈,还真是个如假包换的大小姐,因为在外地上学,同家里人失散了,才走投无路来到难民营。
到了睡觉的时候,大小姐也不像其他人躺在大团的稻草上,而是弓着肩背缩成一团,靠在她随身带来的行李箱上,生怕有人在她睡着后靠近她和她的箱子。
我有点好奇那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便加入到豆子和小可的对话里,提出了这个疑问。
小可说,大小姐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箱子,而问起箱子里装的什么,她却怎么都不肯说。
豆子猜测里边装着保命的金条,我认为不太可能,如果她随身携带巨款,早就拿出来贿赂管事的,吃好点,住好点,怎么能同我们一样在这忍饥挨饿。
被好奇心驱使,豆子
提议,找机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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