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感觉不太好,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似乎总有人明里暗里地跟踪我。可每每我回头望去,那些监视我的面孔就消失了。
我疑心是萝拉的关系,连带我也被监视了。便警告萝拉,在最近一段时间取消一切活动,我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她家中见她,或是帮助她翻译红色文件。
这两年来,我帮她翻译的书籍和文件不少,一边翻译一边也对他们的主义理想有了更深层的认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此前我从未接触的哲学世界,有了更深刻地了解。我渐渐理解,为什么萝拉那么向往那个书中描绘的新世界,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走进温暖的伊甸园,那里有爱和和平,是我们终其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美好愿景。
可是这些,距离现实太遥远了,大多数人只关注每餐饭吃几个菜,有没有肉;冬天的棉衣是印花面的还是缎子面的;生几个孩子,少打几场仗。似乎这些近距离的想头,更容易去实现。
父亲曾告诉我,在战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信奉一切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东西,而又不单一信奉什么,只有活着是唯一的信仰。我一直遵从着。
我的预感终于在那个星期日变成了现实。我不能说那是糟糕的一天,因为我在倒霉的同时,又幸运地与他重逢。
那天早上我很早起床,萝拉留了口信给我,要我起床后到天主教堂的小礼堂找她。我知道那个天主堂里有几个萝拉的同志,他们常在那里聚会。
吃过早餐,我便穿着整齐,夹着报纸去赴约。到了礼堂后发现,那里安静的不像星期日,心内便有几分警觉。入内走了不到十几步,几个穿着军装的人便噼噼啪啪朝我围拢过来。彼时,萝拉等几个人都被从后门押解过来,其中一个军衔较高的人指着我问萝拉,是她吧?你的朋友?
萝拉极力反驳,她只是我的同事而已,并不是共产党,你们抓她做什么?
哼,是不是得审讯过才知道!带走!我被铐上跟萝拉一样的手铐,手铐又重又凉,振的我手腕发抖。
一路上,萝拉不顾看守的训斥,不断同我道歉。我摇摇头,你也不想的。
到了一处政府建筑,我们被推推搡搡地押进去,四个人被暂时拘禁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萝拉笑笑,原来你们连监狱都没准备好,并冲一个看守吐口水。那人恼羞成怒,用枪托敲了好几下她的背,我上前用身体挡住萝拉。那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随即一个接一个地提审我们四人。提审到我的时候,我被拷在一个幽暗房间,房间正中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老式台灯。
我对面是一个面容英俊,但不失冷酷神情的军人,留着有个性的胡子,不怒自威。
他身旁的警卫员一边记录一边盘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学历?曾在哪里工作?是共党么?
我极力否认撇清。
当问到我为什么帮助萝拉翻译资料的时候,我也以帮助朋友和赚取外快为由回答。我想,这并不算说谎话。
那名军官却全程未开尊口,而是不断地用眼睛打量我,观察我讲话时的语气神态,他们大概认为我在撒谎。
正式的盘问结束后,他终于开口,沈小姐,虽然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你是共党,但是你的行为,算是间接帮助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对你进行跟踪监视,希望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当然,如果事实证明你说的都是实话,那么我们也将解除对你的怀疑。
说完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我离开。
我伸出手来,要我走,总得把手铐解开吧?身旁的警卫员上前,帮我我解开手铐,我返回身问军官,那我的朋友呢?萝拉,就是那个外国人,她也能被释放么?
他摇摇头,给了我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刚刚走出暗室,就听见门外一个清亮的男声在问,出来了没?出来了吧?那声音我再熟悉不过,竟然是,他?
见我从暗室里走出来,他迎了上来,走过来的脚步急促而沉稳,每一步哒哒声都紧扣在我心上。
四目相对时,我才发现他眼神里满是关切,百感交集。
我们相互注视着彼此,很久,在这个人流嘈杂的走廊里,周围是军人,政府人员,行色匆匆的人们。
而我俩之间,时间仿佛静止,穿越到我们认识的那个夜晚,他开口问我读的什么书。
这次还是他先开口,你还好么?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我讪笑,摇摇头,我很好,你能不能当作从未见过我?
他也摇头,尴尬地笑笑,我先带你出去吧。
他脱下身上的军装,罩在我的肩上,我拒绝,他坚持,外边已经是午夜,很冷。
走出小楼,我们步下一级一级台阶,幽深的夜色映入双眼,好大的月亮悬挂在天边。
见身旁已经没有其他人,我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是你救了我?一丁点不敢看昔日恋人的脸,我把自己的头埋在笔挺僵硬的军装领子里,衣服里还有他的体温。
你没发觉一直有人跟踪你么?他微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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