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我细细研读了丛瑛写的作战方案，读完后想到两个细节问题还需要考虑周全。

其一，我们在大连港靠岸时候，趁着看守不备割开绳子，抢夺过枪。这割绳子的工具想必不能直接带上船，如丛瑛所说，上船前，日本兵一定会细细检查我们身上是否携带尖锐物品，以防不测。

那这割绳子的工具从何而来？按丛瑛的意思，我们在船上的十几天里见机行事，总会找到趁手的工具。我认为不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个万一我们谁也担不起。

我想到手边还有一样东西，虽不如防身的匕首锋利，但是也足够割开绳子了。那是从前难民营的锁匠送给我的撬锁工具，如半个挖耳勺那么长。可这东西应该怎么藏在身上呢？

记得知秋给我看过的某本书里讲越狱的犯人，想要藏好一把钥匙，就把那钥匙包裹在塑料透明纸里吞下去，等到越狱成功后再通过排便取出。

这法子十分冒险，不过为了我们三人能逃出生天，我愿意尽力一试。

我先将那工具的一角打磨锋利，锋利到能割破皮肤。又用塑料透明纸裹了十几层，紧紧巴巴的，看上去像块发霉的巧克力。把它藏进半块干粮里，在凌晨时分的厕所里，直着脖子吞了下去。又用干粮噎，水使劲儿灌，自己的喉咙也跟着使尽全身的气力才勉强过到胃里。有那么一瞬间，我真感觉自己的喉管食道要被坚硬刺破了。得亏我娘把我的喉管生的大，不然今天就交代在茅房了。

其二，我们撞开舱门后，得立即找到最近的海面跳下去，游往非管制的海域。可是在水里游泳不妨事，一旦换气露头，船上的日本兵便会用枪子儿招呼我们，如何能悄无声息地游到安全地带呢？

这问题的答案，我在开拔之后才想到。

果然如从瑛所料，第二天早上开拔前，日本宪兵队接管了我们十名难民，并对我们的随身物品进行严格查验。每个人都被扒成白条猪，站在当场接受检查。

为了避免谁在肛门里塞东西，还得用枪指着蹦上个五六下，蹦到膝盖以上的高度才算过关。

我的随身物品只有那块怀表，一个宪兵掀开盖子看了看，啧啧几声，却也不敢私自昧下，不甘心地递回我手里，还与同伴感叹。

后来丛瑛告诉我，他们说我的怀表价值连城，可惜不是违禁品，不然他们就赚大了。我摇头轻笑，他们要是敢打怀表的主意，我跟他们拼了。

一行人在吴淞口上岸，包括十名青壮年难民和五人组成的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队长叫松井泽刚。

上船后，我们被看押在船舱底部的谷仓里。谷仓没有窗户，只有少量几个通风口。

松井不亲自看管我们，看得出他们是受武田长官委托才辛苦走这一遭，几个宪兵倒是勤恳认真。松井仅叮嘱了几句，就跑到船上的贵宾厅里逍遥快活去了。

谷仓狭小，我们十人被分为两拨，分别关押在两个仓里，我们这间是放置白面和食用油的仓库，空气中飘着甜甜的麦香和油香。负责看管我们的两名宪兵队员起初不苟言笑，半天里也没讲过几句话。

后来大概觉得我们身上手上脚上都绑着绳子，绑的跟杀猪一样，就算是上个茅房都得临时解开手脚，没必要严防死守。去往东北的路途远着呢，即便是铁人也要轮班休息。两人便逐渐放松姿态聊天，有时换一人值守，另一人去夹板上放风。

仓里只剩一人值守的时候，丛瑛对我和张扬打了个暗号，示意我俩注意。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到了大连港便要挑个一人值守的时刻动手，对付一个人总比对付两个人来得容易。

我回了他一个是的暗号。我们的暗号都是用眨眼频率和闭眼时间长短来区分的，这暗号我们练习了好久，已经使用地十分熟稔。

我从上船就开始密切观察周围环境，到现在的一天里已经摸透个七七八八。从上船的楼梯走到我们所在船舱大概八分钟，按照步行速度计算大概是八百米。路上经过了两层夹板，看见了船头的瞭望台，又转回内仓，经过餐厅和贵宾厅门前，最后看见的厨房就在我们所在谷仓的正上方。船舱内的隔音效果一般，我们听见头顶上方锅碗瓢盆叮叮运转的声响十分清晰，倒是厨子们讲什么听不清楚。

我闭目，在脑海中回放走过的路径，从而联结形成一个能够俯视的平面地图，再用常识判断，对地图进行补全。再在头脑里绘制出一条逃生路线，应该是最近最安全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三人通过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机会互换信息，对逃生路线方案等等进行多维度校正。丛瑛半吊子的日语派上了大用场，他可以通过偷听宪兵们的谈话，了解这艘船所到之处海上天气风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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