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这个春天，我过得很平静。每周一三五去岭南大学进修法语，周二四在家中读书写作。文杰不忙的日子，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听歌剧，越秀公园也是我们常常闲庭信步的地方。

文杰已经在政府里任职，如他所愿负责军用物资的采购工作。他说，别看政府公职人员都是文质彬彬的斯文人，实则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只是不会拿枪打爆人的头而已，幕后下黑手的斗争可是从来没有停过，明枪暗箭，防不胜防，有时一个不小心就掉到别人的陷阱里。

这里边的弯弯绕我弄不清，也不想掺和。只想早点找到我的父母。除了请文杰帮我留意他们在香港的动向，我也奔走于各个大学银行，找到相熟的老师朋友打听家人的消息。可是大多没什么收获。

我只好一边学习，一边开始找工作。报纸上的招工信息很多，每天早餐后我都会勾选几个，按照地址找上门去碰碰运气。几日下来，发现不是中介在中间捣鬼，赚中介费，就是原本的职位有人任职，留给我的是薪水极低的体力活。有家西餐厅明明聘的岗位是大堂经理，其实他们只是缺一个在门口派发传单的女招待。实情与报纸上的信息完全不符，多日下来，令我精疲力竭。明明每天早上鼓励自己，给皮球充好气，晚上回家又泄了气。

如此周而复始，文杰开始劝我去做他的秘书。

他直言，秘书的工作无外乎收发信件，帮他起草一些方案文书，同时翻译部分文件，我一定能胜任。这不仅能改变我目前经济上的窘境，更能为我下一步寻找家人打持久战做好储备。

我有点犹豫，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我不认为政府会直接招聘一个大学还未毕业的人进去当公职人员，文杰一定会很为难；第二，我在文杰身边工作，他既是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种种迹象表明，他还在向我示爱，三重关系让我卷在尴尬漩涡里，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第三，如果我答应进去为他工作，会不会涉及到我从前不愿涉及的领域，比如，让人望而生畏的政治。

我答应文杰考虑看看，但是这家伙却像打定主意一样，执拗地认为我现在的犹豫只是在浪费时间。甚至为了让我毫无后顾之忧，开始着手带我参加他同事组织的家庭聚会。

那天我们原本约好一起吃晚饭，我在家中煮了甜汤等他回来，临时接到他的电话，说要参加一个聚会，要求我穿的漂亮一点，晚上六点准时回来接我。

等我到达聚会现场才发现，那是他们同事之间的小型聚会，聚会的地点在其中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便是闫汝诚。

闫汝诚是文杰的上司，市政府军需处的处长，四十出头，精明老练，文杰初来乍到，他帮了他不少。闫汝诚的太太姓钟，叫钟琳，是广州医院的护士长，两人夫妻伉俪，琴瑟和鸣。

此刻，身着灰色西装的闫汝诚和一身翠绿色花鸟暗纹旗袍的钟琳正站在家门口迎接客人。他们的家是一栋三层高的白色小洋楼，颇有点文艺复兴建筑的风骨。内饰装潢更是富于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色彩，看来夫妻二人颇有艺术眼光和美学鉴赏力。

听闻我在大学里主修中外文学，目前还在研修法语时，闫太太表现出异常的亲切和热络。她说他们家就是一个法国朋友帮忙设计装潢的，这位朋友也在场，要为我特别介绍一下。

她指的朋友便是法国著名装饰设计师雷蒙，能在这里见到本人，实是三生有幸。

我用不算熟练的法语同雷蒙聊天，他很欣喜能有位年轻女士用他的母语与他聊天。他还不断帮助我纠正法语发音，几个回合下来，他判定我的听力要远远好于口语。我无奈道，学习语言需要长期单一的语言环境，特别是发音训练和语感的培养，更无法脱离语言环境。凭我在岭南大学每周六小时的课时，很难改变这一现状。

雷蒙很理解地摊手耸肩，他答应只要我在广州期间，随时可以邀请他喝咖啡聊天，我呢可以练习法语，他则需要一个女伴陪在身边以解孤独。

我惊叹，宴会上这么多人争着做你的朋友，你还会觉得孤独？

他用蹩脚的中文说，小姑娘，我是一个设计师，我需要更多美的事物来充斥我的头脑，使它产出络绎不绝的灵感，这些灵感会帮助我创作。你的气质就是我一直要寻找的东方adae。

我愕然，法国人果然浪漫幻想，无时不刻不再对异性散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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