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口吆喝，让大家排好队去领碗，领碗后再去另一面墙边排队领馍和粥。我看着手里的两个碗，倒还算洁净，只是碗边少不了有几个缺口。领了粥和馍，赶紧送到喜伯嘴边，还得提醒他老人家小心碗口别扎到嘴。

看着喜伯吃饱喝足，我才拿起自己的吃食慢慢咀嚼，一块馍对于二十郎当岁的我来说根本是塞牙缝，只能嚼一口干粮，喝一口稀粥，骗自己，跟胃说饱了。

我不禁想起家乡阿婆做的糟蛋粽子，糟蛋我一顿能吃两碗，粽子一顿能吃六个。想到阿婆去世时握着我的手叫阿峰的样子，我手里的馍都不香了。

我停下来，观察了周围的人，昏黄的一间小厂房里，十几个老老少少，东倒西歪，磨牙打呼，闲聊的不过两三人。把剩下的半块馍揣进前襟的口袋里，站起身去领了一舀子清水，涮了涮碗底的小米儿，又是一碗更稀的汤水，一饮而尽后把碗放进桶里。

回到我和喜伯的稻草堆上眯着眼睛休息。

过了大概一个时辰，周围闲聊声渐渐散去，我张开眼睛，适应了一会黑暗，慢慢捕捉到窗外微弱的月光照射进来，我寻着墙边低矮处，用随身携带的一把防身的匕首，轻轻撬动着砖缝。果然，这墙壁砖大部分都已经老的掉渣，随便几下子就敲下来一块，我

在敲下来的砖块上又劈了几下，砖头又掉下来三分之一，我掏出口袋里的半块馍进洞里，又把砖原样塞进去，保持表面平整。这才满意地收起我的工具。

这难民营目前看着还好，管吃管喝管住，可国民政府那么熊，谁知道哪天就断了粮了，藏点干粮，我心里踏实。看着喜伯睡梦中还直冒冷汗的额头，我还真有点怕，怕他坚持不到找到阿朗的那一天。

我团着身子倒回稻草堆，稻草的柔软让我很快进入梦乡。梦里有阿婆包的香喷喷的粽子，炖的热乎乎的糟蛋，还有夏天田地里清凉可口的西瓜，吃的我的肚子圆滚滚的。阿婆让我枕在她膝盖上，帮我揉着肚子，哼着永远是那一首的儿歌，蒲扇掠过我的皮肤，轻轻的，凉凉的

这一觉，果然像豆子说的，睡到了日上三竿，喜伯的大手在我肩膀上拍了几个来回，我才醒。老头儿想尿尿，憋了一个时辰，实在憋不得了，又不能原地小解，毕竟这小小的厂房车间里还有几个上了岁数的大婶儿。

我背着喜伯来到当院的茅房解手，正见几个管事往里边儿抬早饭，便催着喜伯快点，自己也接替他的位置，痛痛快快地小解。

吃过早饭后，与豆子闲聊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我和喜伯在听。

豆子说，难民营里的看守就是看门人，分三队值守，一队是四人，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们轮班，每一队都配了四把汉阳造和十几把毛瑟手枪，防着难民冲进来哄抢，更防着走投无路的逃兵打进来。

早班看守严，夜班看守松，给他们银元就把人多放进来几个，反正这里的难民死的快，一天都要死两三个，第一天多放进来几个，不碍事，第二天按照正常数目放，就能很快持平。

难民营里的老弱妇孺有很多优先权，吃饭啊，喝水啊，睡觉啊，都可以先挑。豆子说这话时，一直盯着喜伯，仿佛喜伯就是他口中的老弱病残。

喜伯有点不自在，捡了地上的旧报纸装模作样地读起来。

我有些好笑，心说，喜伯您认得的大字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再看那张旧报纸上的日期，1937年7月7日，正是小日本军队打击卢沟桥的日子，我的心不由得沉了下去。

背身向内而卧的喜伯，肩膀隐隐抽动了几下，是哭了吧。喜伯就是在那一天得知阿朗出现在上海的消息，可我们来到上海滩后，却再无阿朗的音讯。如今战事危急，找到阿朗的希望似乎变得更加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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