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出逃虽然只是一出闹剧，但是它却完全改变了国家的局面。在此之前，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人，比如马拉在极力地攻击国王，但在议会中，温和的一派还是明显的占据了上风的。尤其是在国王对着宪法宣誓之后，更是如此。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就连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在朝着路易十六高呼万岁呢。那时候，激进和温和的区别不过是些技术性的差别，比如应不应该让教士对国家宣誓效忠，应不应该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挑选主教什么的。但在路易十六逃亡事件之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

在发现国王逃往之后，拉法耶特立刻宣布国王是被“国家的敌人”绑架的。这个说法一度倒是骗过了不少人。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就在王宫里找到了国王留下的一封信件。在那封信中，国王宣称，自己是被绑架到巴黎的，在1789年7月之后，他签署的一切文件都是出于被迫，因而都是无效的。

这封信被发现的时候，拉法耶特正在安排“解救”国王，以及其他的善后准备的事情。（事实上，他也没想到，他们居然还能把国王抓回来）所以来不及封锁消息，结果一转眼的功夫，这封信的事情就弄得人尽皆知了。虽然此后拉法耶特极力声称这封信是伪造的，是国王被绑架者胁迫下写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在国王一行回到巴黎之后，立刻就失去了任何的说服力。因为在国王逃往的队伍中，除了国王之外，就只有一个马夫是个成年男子——这说明国王根本就不是被人胁迫的！

不过政治的奥秘很多时候就在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上面。虽然明知道国王从本心上是反对革命，反对立宪制的。但是对于国会中的不少议员来说，维持立宪制，却依旧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这些人便装着不知道国王反对革命，不知道国王反对立宪制一样，继续支持立宪制，维护国王。

但国王在民众中的威望却完全被这件事情毁掉了。愤怒的民众砸坏了和王室有关的各种东西。街上的那些和鸢尾花（波旁王朝的标志）有关的东西要么被砸了，要么就用东西蒙上了。因为议会中大部分的议员依旧支持君主立宪，所以底层的老百姓们便将生活不如意的愤怒转向了他们。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和国王沆瀣一气，欺压人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革命之后，人民的生活才没有得到哪怕一点点改善。

这种愤怒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因为两个原因，这愤怒才像岩浆一样潜藏了起来。这两个原因中的第一个是他们对国民议会的期待，他们在那个时候还相信国民议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正在为他们说话，只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好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然而这段时间以来，这种耐心却在不断地被消耗。

在议会通过的《1791年宪法》中，便依据财产状况的不同，将法国的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法律规定只有纳税数量达到一定的数额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才是积极公民。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依据财产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就在国王出逃的几天前，议会刚刚通过了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依据这一法律，严禁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违者处以500里弗尔罚款，剥夺公民权1年，为首者罚款1000里弗尔，判刑3个月。

这些法令不但没有维护最底层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对他们的束缚，这自然迅速地消耗掉了底层民众对他们的信心。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些民众缺乏领导者。

但是国王的出逃却将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国民议会此前的的举动，在再加上国王出逃事件的影响，让议会在底层人民心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可以说，如今的国民议会，已经失去了底层百姓的信任。

而国王出逃事件之后，底层人民的示威活动，也让一部分激进的议员看到了新的机会。他们敏锐的注意到，一旦他们站到底层民众那边，就能获得很多的政治资源。布里索、博纳维尔和孔多塞公开表示法国应该考虑采取共和制。

于是，各种事情就都多了起来。

不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约瑟夫和拿破仑。相反，因为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所以他们的事务反而更加匆忙了。新建立的军队被排着队安排和他们进行对抗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拿破仑不止一次的用各种偷袭、火炮伏击之类的招数让他们溃不成军。以至于仅仅只是一名少尉的拿破仑，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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