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感觉不太好，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似乎总有人明里暗里地跟踪我。可每每我回头望去，那些监视我的面孔就消失了。
我疑心是萝拉的关系，连带我也被监视了。便警告萝拉，在最近一段时间取消一切活动，我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她家中见她，或是帮助她翻译红色文件。
这两年来，我帮她翻译的书籍和文件不少，一边翻译一边也对他们的主义理想有了更深层的认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此前我从未接触的哲学世界，有了更深刻地了解。我渐渐理解，为什么萝拉那么向往那个书中描绘的新世界，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走进温暖的伊甸园，那里有爱和和平，是我们终其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美好愿景。
可是这些，距离现实太遥远了，大多数人只关注每餐饭吃几个菜，有没有肉；冬天的棉衣是印花面的还是缎子面的；生几个孩子，少打几场仗。似乎这些近距离的想头，更容易去实现。
父亲曾告诉我，在战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信奉一切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东西，而又不单一信奉什么，只有活着是唯一的信仰。我一直遵从着。
我的预感终于在那个星期日变成了现实。我不能说那是糟糕的一天，因为我在倒霉的同时，又幸运地与他重逢。
那天早上我很早起床，萝拉留了口信给我，要我起床后到天主教堂的小礼堂找她。我知道那个天主堂里有几个萝拉的同志，他们常在那里聚会。
吃过早餐，我便穿着整齐，夹着报纸去赴约。到了礼堂后发现，那里安静的不像星期日，心内便有几分警觉。入内走了不到十几步，几个穿着军装的人便噼噼啪啪朝我围拢过来。彼时，萝拉等几个人都被从后门押解过来，其中一个军衔较高的人指着我问萝拉，是她吧？你的朋友？
萝拉极力反驳，她只是我的同事而已，并不是共产党，你们抓她做什么？
哼，是不是得审讯过才知道！带走！我被铐上跟萝拉一样的手铐，手铐又重又凉，振的我手腕发抖。
一路上，萝拉不顾看守的训斥，不断同我道歉。我摇摇头，你也不想的。
到了一处政府建筑，我们被推推搡搡地押进去，四个人被暂时拘禁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萝拉笑笑，原来你们连监狱都没准备好，并冲一个看守吐口水。那人恼羞成怒，用枪托敲了好几下她的背，我上前用身体挡住萝拉。那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随即一个接一个地提审我们四人。提审到我的时候，我被拷在一个幽暗房间，房间正中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老式台灯。
我对面是一个面容英俊，但不失冷酷神情的军人，留着有个性的胡子，不怒自威。
他身旁的警卫员一边记录一边盘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学历？曾在哪里工作？是共党么？
我极力否认撇清。
当问到我为什么帮助萝拉翻译资料的时候，我也以帮助朋友和赚取外快为由回答。我想，这并不算说谎话。
那名军官却全程未开尊口，而是不断地用眼睛打量我，观察我讲话时的语气神态，他们大概认为我在撒谎。
正式的盘问结束后，他终于开口，沈小姐，虽然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你是共党，但是你的行为，算是间接帮助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对你进行跟踪监视，希望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当然，如果事实证明你说的都是实话，那么我们也将解除对你的怀疑。
说完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我离开。
我伸出手来，要我走，总得把手铐解开吧？身旁的警卫员上前，帮我我解开手铐，我返回身问军官，那我的朋友呢？萝拉，就是那个外国人，她也能被释放么？
他摇摇头，给了我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刚刚走出暗室，就听见门外一个清亮的男声在问，出来了没？出来了吧？那声音我再熟悉不过，竟然是，他？
见我从暗室里走出来，他迎了上来，走过来的脚步急促而沉稳，每一步哒哒声都紧扣在我心上。
四目相对时，我才发现他眼神里满是关切，百感交集。
我们相互注视着彼此，很久，在这个人流嘈杂的走廊里，周围是军人，政府人员，行色匆匆的人们。
而我俩之间，时间仿佛静止，穿越到我们认识的那个夜晚，他开口问我读的什么书。
这次还是他先开口，你还好么？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我讪笑，摇摇头，我很好，你能不能当作从未见过我？
他也摇头，尴尬地笑笑，我先带你出去吧。
他脱下身上的军装，罩在我的肩上，我拒绝，他坚持，外边已经是午夜，很冷。
走出小楼，我们步下一级一级台阶，幽深的夜色映入双眼，好大的月亮悬挂在天边。
见身旁已经没有其他人，我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是你救了我？一丁点不敢看昔日恋人的脸，我把自己的头埋在笔挺僵硬的军装领子里，衣服里还有他的体温。
你没发觉一直有人跟踪你么？他微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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