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所在的地66军被编入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国军队缅甸军队协同作战，抗击日本。联军目标一致，凝心聚力，打了多场漂亮的硬仗。在仁安羌，我们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英军，近7000人，取得了仁安羌大捷。

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后，与国民政府谈判，战略重点从正面战争改为诱降。国民政府未曾答允，而是坚持继续抗战，直至将小日本彻底赶出中国。

我军在取得大规模阶段性胜利后，出境作战的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被召回到重庆，进行军功表彰，简单来说就是犒赏犒赏我们这些兵，提拔提拔军功卓著的将领。

抵达重庆后，我还未抽空回家看一看陈曦和女儿小叶子，便被紧急召命，赶赴委员长官邸，参加由委员长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到了官邸，一大批远征军将领已经在此等候，还有许多留守在重庆的高级将领也被通知参加今天的会议，其中不乏薛丞将军，汤晶尧将军等我的老师伯乐，可谓星光灿烂。

位高权重的老臣们坐在厅堂上边饮茶边等候，如丛瑛和我这样的年轻将领便只得在角落里站立陪侍。待委员长秘书来通知才得入内。

军事会议上，委员长先是表彰了此次远征军的功绩，为将领们颁发了荣誉勋章。我恭敬地行了个军礼，并表示将为抗日战争事业鞠躬尽瘁。

一边是表彰，一边则是整饬。一会是胡萝卜，一会是大棒子。国内的抗战局面不容乐观，委员长点名批评了几位将军，他们所带领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连连溃败。虽然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敌人是日军主力皇军，我们的武器配备不够精良等等。几位将军也都不敢辩驳，而是灰头土脸地坐在那里接受批评，我都替他们感到面上无光。

会议好不容易开完，我作为受表彰代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的访问，记者们追着我问个不停，还用相机拍下我的照片，准备放在报纸上，和我一起接受访问的还有两名中将军官。看这样子，我们是赶不及参加今晚在曼哈顿酒店举行的庆功晚宴了。

丛瑛走到我身边，轻声说，我先去参加晚宴了，你若能抽身来，咱们晚上喝一盅，张扬从西安回来了。说完便夹着帽子，急匆匆地走了。

有时候，人与人的缘分真是难以预知，如果我知道那天晚上，让我魂牵梦萦了五年的女子会出现在宴会上，我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出现在她的面前。正是这次访问，让我们的重逢，整整晚了三个年头。

那次访问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第二天的报上刊登出我戴军帽行军礼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改变了知秋原本的人生轨迹，而这些是在我经历多年后才知道的。

我在重庆仅仅休整了三日，便被施阔将军抽调到华北的第一战区。施将军是缅甸远征军的总长官，我们曾有一面之缘。在缅甸营救友军时，英军的一位将领受伤后进行外科手术，医生准备在他的大腿上取出子弹，我正是现场围观人员之一。恰逢施长官来野战医院慰问友军将领。

手术过程很波折。由于缅甸野战医院的麻药供给不足，医生只给受伤的军官打了一针镇静剂，根本起不到麻痹的作用。而手术中，病患需要保持绝对清醒，眼看着英军将领痛的冷汗涔涔，几乎失去意识，在场的医生护士，以及中方人员全都束手无策。

我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即刻走到他床前，蹲下身子，趴在他耳朵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瑞奇，我还记得这位将军一长串的名字里，有一个单词发音是瑞奇。

他似乎有一点点知觉，我又尝试念了一段英文，那是《简爱》中的一段对白，是女主人公对倾慕已久的罗切斯特先生大声告白的话，也是知秋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我曾见她对着月光一遍遍默诵，用英文抄写在草纸上。

念着念着，英国军官的神志渐渐转为清明，虽然脸上的表情依旧痛楚，但痛楚过后竟然浮现出一抹笑意。

他哑声说了一句英文，我并没听懂。站在背后的施长官，走上前来，翻译道，他说，他爱的姑娘正在伦敦等他，他要活着回去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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