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的病拖着拖着便到了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39年的夏天，石榴花开的季节。

这期间，我们之间爆发了两到三次激烈的冲突，我记不太清楚了，争吵的主题都是针对是否要去郊区的慈文医院戒除毒瘾的。

每次，都以我单方面提出观点，举出事实论据和报纸上刊载的数据进行劝说，可最终都以激烈争执收尾。有次，文杰甚至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直接丢出门去。

文杰也挣扎过。有几次毒瘾发作的时候，将自己锁在卧室里，把钥匙从窗户丢下去，躲在房间里生扛。

我的卧室就在他正下方，半夜里听见他用指甲挠墙的声音，仿佛此刻野兽正张开猩红的口，伸出长舌，想要舔舐鲜血，与他原有的意志相背离。

每当此时，我便如梦魇般，睁大眼睛盯着房间的天花板，怕已经化作恶魔的文杰随时会做出骇人的举动。

第一次是打破玻璃窗，要从上边跳下来，我急忙找来房东拿钥匙打开房门，把人劝下阳台。

第二次，房东说什么也不来，我同闫先生一家在门前的街道上寻钥匙寻了半天，最后在花坛里拾到才救了他一命。

还有一次，文杰冲破房门跑到楼下来使劲儿擂我的房门，被及时赶来的闫先生和两名手下抱住，送到医院去。

医院他倒是每次都去，可医院不是监狱，没有警察，等护士发觉，文杰已经从病床上逃跑了。

这期间我出了两趟远门，一次香港，一次重庆。文杰在政府机关的职位已名存实亡，被另一个有深厚背景的洋派硕士接手。

我呢，因为工作表现良好，没有因文杰的影响被撤换掉，为了保住职位，我要比先前负责更多的工作，包括撰写长官讲话稿按季度汇报总结每月出工作简报，还肩负起与报纸媒体公关的任务，因公出差也成为家常便饭。

文杰的转变逐渐让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乘凉的大树，我的生活变得忙碌，有时快节奏的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生活的细节也不如从前精致，时间能省则省。连钟琳都取笑我，越来越像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她说这种转变之于我是好的，可之于文杰并不算好消息。

星期天，我趁着文杰同大麻贩子接头的功夫，用备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找出几样值钱的东西，包括两块金表，两只定窑古董花瓶，以及一颗蓝宝石原石，这些算是他最后的积蓄吧，能典当的基本被他典当光了。

我拿着这些东西，用手绢包好，又回房间取了自己的几件首饰，清格格戴过的一对点翠发簪一只小小的祖母绿戒指，以及两串珍珠项链，有文杰送我的，也有史密斯赠我的临别礼物。我一件也没留，一并拿到典当行当掉。

典当行的掌柜的算是开了眼了，生怕我反悔，同我签订了死契。

一共典当了万把块大洋，我知是亏大了，但也没有时间细琢磨，在难民营里滚过一圈，视金钱也就如粪土了，救回文杰的命现下最要紧。

早在上周，我便同慈文医院的主任赵新莱医生详谈了文杰的情况。赵主任说，吸食大麻精的病患他们还未收治过。不过，医院是强制戒毒，药物配合心理疏导，相信在医院的努力和文杰自身的配合下，是有可能戒断毒瘾的。只是费用非常高昂，希望我做好准备。

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幕。

我包好钱，同着钟琳搭她的小轿车又来到慈文医院，帮文杰交上住院费和第一周期的治疗费用。赵主任派了两名大块头的医生助理跟着我，带了一些绳子锁链之类的。

一行人到了家门口，正撞见文杰敞开着家门，在吸食大麻。此时，他吸食的量已经很大，一次装好两支轮番吸食，还嫌不过瘾。

两名助手显然已经见惯这样的场面，二话没说便上前一人抱着一人捆，文杰略微挣扎了两下，但并没起到抵抗作用，药劲儿还没过，他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他们带着文杰前脚坐上医院的车，我同钟琳拾掇点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便坐上车追着赶去医院。

慈文医院坐落在广州城郊区，周围荒凉遍野，杂草丛生，让我不禁回想起虹口难民营的日子，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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