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论点，我比较支持以下几种观点
1这个世界节奏太快，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
物质相对充裕的现代人，最渴望娱乐的放松，释放压抑，激荡豪情，体验生命的彻底放开的JiQing！人们如饥似渴地找寻。太需要娱乐，太需要快乐，太需要体验，太需要JiQing。
2娱乐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
3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代天朝的娱乐化倾向，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个性发育、自我意识张扬、“去中心化”、“去束缚化”等变迁是同步发生的。
4以往，人们（主要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一般只是看到这种大众文化的消极作用，而没有正面认识到它的价值。这样，我们就难以充分发挥娱乐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之后我看到一篇关于“娱乐文化”的概念辨析。我认为可以解释“娱乐文化”。
“娱乐文化”已经成为目前众人乐用的指称当代审美文化的界定。它与此前曾同样一度热用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之间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来对这些近乎“家族相似”的概念进行仔细辨析。
大众文化建立在“大众社会”这一基础之上，“大众社会”由原子化的人们组成，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者在道德上的紧密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据说是纯粹契约性的、疏远的和个别的，这种原子化过程的核心是由工业化与都市化所造成的社会调节机构的衰落。由于前大众社会公共文化的萎缩，留下了巨大的精神文化空虚。于是个体受到资本、国家和大众媒介的相联合而实现的劝诱、操纵和强制。他们提供了虚假的精神安慰剂，即按照机械化的、专门化、分解化和流水线的生产形式制造的标准化、公式化、可重复的文化商品。它们营构出这样的一种文化：缺乏理性的挑战和刺激，放弃了对生活的直面与思考，沉溺于一无所求的幻想和逃避现实的舒适。
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代表的文化风格描述还是比较贴切现实的。但这一概念成立、并发挥理论把握与阐释功能的前提，却取决于一个社会学判断的有效性，即成熟的工业化社会。而这一点显然并不符合天朝本土社会的实质，天朝并不存在“Mass”意义上的大众。大众文化批判还强烈地暗示着“精英统治论”的预设，他们拥有这个时代理想的文化趣味和价值标准，民众被期望遵循它们。而我们的社会现实又何曾存在拥有独立性的文化精英阶层？关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有始无终的讨论已经戳破这一想像。天朝的“中产阶层”文化的界定最后发现也只能停留在收入与消费的数字划线上而已。
对于“通俗文化”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民众自发的、原生的文化表现，它与高雅文化处于对峙的状态，它甚至可以说是过去的民间文化的现代延续与表现。
如果说理论界在使用“大众文化”这一范畴主要表现出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文化批判意识，那么在使用“通俗文化”则开始尝试采取一种平民主义的或文化民主的立场。认为“通俗文化”在相当程度是能动的、革命性的力量，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以文化拼盘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它有着不可思议的接受弹性，因为它混淆、解构了一切价值标准，因为在它看来，标准即意味着社会不公与文化歧视的存在。“通俗文化”有着不同于“大众文化”的评价取向，而且它对当代审美文化作的是一个品质分类。两者似乎相去迥然。然而，实质上两者所持的是相同的逻辑思路。因为尽管有立场上的相左，但只要关于“通俗”与“高雅”之间找不出一条清晰客观的划分标准，实际上也是找不出来的，关于通俗文化的讨论最终要落实到社会意识形态及其代表阶层的对立之上。比如极端者将“通俗”等同于“低俗”加以斥责，表现出与大众文化批判相近的口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两者实质都建立在社会静态分层模式上来进行界定。
这就注定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探讨的局限性。我们无论谈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最终都会发现它们隐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载体的预设，而实际上在当代天朝并不存在拥有如此成熟的文化意识的阶层载体。它们的探讨与把握显然会脱离现实，落入空洞。
现在我们考察“娱乐文化”这一指称。这一范畴能否表现出新的探讨思路？显然，这一范畴是以功能来界定概括当代审美文化的。审美文化的美学功能包括补偿、净化、认识、教育、社会组织（交际或凝聚）以及娱乐等诸多功能。而当代审美文化却呈现出置其它功能于边缘独钟情于娱乐的特点。所谓娱乐，即“悦耳悦目”的感官享受层次。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艺术，纷纷投身于制造娱乐效果的潮流中，包括经典与古典艺术也不顾矜持，粉墨登场。如全国热播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学者作秀，以现代厚黑学重新演绎《三国》，将《红楼梦》“新考据”为曹雪芹的私秘生活，等等。甚至传统的娱乐业与非娱乐业的界限也越来越难划分，教育节目可以娱乐化、社会新闻可以娱乐化、甚至天气预报也可以娱乐化，借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娱乐至死”、“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的时代。
如果理论界仍然站在“君子乐道，小人乐欲，以道制欲”的思路上对“娱乐文化”
不遗余力地进行品质批判的话，那么，实则重蹈此前“大众文化”批判的旧辙。这不但不会从根本上对“娱乐文化”形成反思，更为吊诡的是，反倒在无意之中成为“娱乐文化”拥抱欢迎的吹鼓手，尖锐的品质批判成为“娱乐文化”中的麻辣风味。这绝不是我们提出“娱乐文化”这个新的界定核心的初衷。
我们采取的是功能界定，这个界定要求通过对“娱乐”的凸现而追问：为什么当代审美文化的其他功能正在被边缘化甚至付之阙如？如果我们否认存在着具体社会阶层主导着文化的走向，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文化机制构造出了“娱乐文化”这一潮流？
我们相信，立刻会有应声而起的回答：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这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探讨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些关键词。我们承认这个回答的准确性。但我们却要质疑此前运用这些范畴的有效性。通过总结可以发现，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判断立场，此前实际上将“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等同于有意志的文化撒旦，把它们直接看作现代社会的文化策动者。它们实际上已经被人格化、隐喻化。不是将它们视为文化运作的过程，而是美学化地想像为客观实体对象，拥有着诸如这般的属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罪恶之首。于是所有探讨往往至此为止。
在今天的语境中，对“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后者是前者的典型化体现。麦克卢汉一再告诫：媒介不仅仅是技术。其用意是要人类不要狂妄地以为媒介是为我随心所欲的工具，它本身的技术的根本规定性，迫使人们重组社会结构关系，而这将潜在地导致意义与价值的畸变。因此首先是技术，然后才是社会交流环节的变化，最后才是意义的呈现。而此前的探讨，一提及大众传媒，就立刻联想到复制性、操纵性、意义普泛性，等等，以此价值预设作为前提来进行判断，其无根性由此可见。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中，技术依然是中性的，但是现代传媒的展开方式却是大不相同，由此造成不同的效果呈现。现代传媒绝不会先验地具有价值倾向。现代传播学提出传播的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关于大众文化批判何尝具体实证地落实到这样最基本层面的关注？更多的是在价值观上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首先，我们要端正关于“娱乐”的态度。实用主义美学提出:我们人类(包括哲学家在内)在根本上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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